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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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内涵型增长正当其时。今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日益加剧，加之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深刻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预期，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重塑。从生产的价值链分布角度来看，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逐步嵌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我国已经跃迁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风险也日益暴露，国内某些产业的低端锁定效应也越发突出，某些区域的发展存在日益萎缩的窘境，同时技术创新的“卡脖子”现象愈加明显。因此，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的产业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一、双循环的战略内涵与实现机制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综合判断而形成的最新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通过“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逐步与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形成了良好互动，通过知识溢出实现了经济系统的逐步跃迁与动态升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就业，搞活了市场，产业体系逐步完善，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增长阶段。但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而内需的持续扩大成为战略基点，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

双循环的核心是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产业链的核心是资本化，创新链的核心是商业化，两者融合的前提是市场化，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重点是价值链动态升级。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越加迅猛。虽然某些国家采取了逆全球化的一些措施，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仍然难以逆转。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比较优势之一，目前正是我国完善价值链并提升产业链的最佳时机。如果把国内市场比作血液循环系统的话，全球市场正如呼吸系统所需要的空气一样重要。双循环的两大维度对于构建健康的经济系统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新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索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平台，做大做强企业主体，提升产学研协同水平，利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培育有能企业。具有动态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角色，也是建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力的内循环体系的基础。

双循环的关键是重塑国内区域市场。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需求端需要再平衡，而供给端亟需再整合。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市场厚度，拓展区域市场深度，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我国幅员辽阔，产业门类齐全，构建统一大市场不仅有规模优势，还有市场纵深的潜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已经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学习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是实现经济追赶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因此，持续推动创新要素整合、大力开展开放式创新仍然十分关键。依托国际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打造更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实现双循环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

二、双循环促进内涵型增长的创新路径

随着疫情影响的不断扩大，国际间贸易流、资金流、服务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受限，全球创新链和价值链循环受阻，断链风险不断加剧，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明显放缓，国际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已经深刻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某些产业甚至开始引领世界潮流。当然，绝大多数产业还是急需提升附加值，做好进一步的升级内功。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正在重构，中间品贸易比重上升，服务贸易比重也在加速提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呈现多链条交织状态。对我国而言，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迫在眉睫。那么如何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做好补短板呢?

首先，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内循环顺利实施的前提是不断提升居民收入，要坚持以民为本，民富为基，惟如此经济才可持续和畅通。为此需要把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抓手，不仅要从整体上扩大要素市场配置，加快要素市场发展，还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分类施策。我国各区域行政壁垒的客观存在阻碍了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带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制约了资源最大效益的发挥以及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布局和协同发展。同时，要素市场建设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健全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运行机制，并完善政府监管水平，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应加快推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统一市场建设，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打破区域分割，减少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加强区域间和区域内合作机制建设，基于城乡一体化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通过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人才和创新等各类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交易成本。

其次，主动完善产业链并提升价值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中，中国已经成为链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节点，居于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网路的枢纽地位。据统计，制造中间产品的全球贸易中约有20%来自中国，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从消费品扩展到资本品，中国的电子电气设备、高科技零部件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同时，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进口份额都非常高，表明该产业已经深刻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网络。另外，中国对能源、金属、木材等上游原材料的进口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应高度重视海外能源与矿场资源，加快战略性资源的安全性布局，打造一流竞争力跨国资源企业，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当前的疫情危机正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并打通我国创新链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大力提升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战略窗口期。随着防疫常态化措施的推行，采用数字经济助力防控、大力推行非接触式物流和网上云端服务正逢其时。疫情期间传输软件服务数字产业链条蓬勃发展，有效支撑了区域经济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应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为疫情后世界经济重启做好充分准备。应鼓励企业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提升交易效率，精准匹配供需信息，促进经济信息联动共享，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再次，要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新发展格局决不是简单的国内封闭循环，而是高水平开放基础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从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市场到高等要素融合的动态升级。根据新的经济战略，要从之前的商品贸易流动型开放走向共融规则认同基础上的制度型开放;重新梳理区域比较优势，依托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城市群，从简单数量型单项外资引进向内涵型双向投资转变，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有条件本土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与收购国外企业，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工业园区与科技合作示范区，培育中国的本土扎根型跨国公司并实现全球化运营。同时，激励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依托国内价值链和超大规模市场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站在内地开放型经济高地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以国际化合作视角来解决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能过剩与技术封锁问题。积极推进“海外中国”建设，促进我国跨国型企业对东道国本地化创新资源的吸收与利用，大力促进逆向知识溢出，并逐步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秩序。